全国人大代表、河南三门峡市委书记在3月5日审议《政府工作报告》时建议：“要强化保障制度的广泛性，着力促进城乡最低生活保障、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险，尤其要加快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普及。”（见3月7日《人民网》）
众所周知，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，农村人口曾经一度保持在国民总人口的80%以上。国家为了减轻城市的压力，保障城市的轻装上阵和工业的快速发展，长期实行着极其严厉的城乡二元化管理模式。但是，这种模式的弊端也显而易见：收入差、发展不平衡，被民众戏称为“城市像欧洲，农村像非洲”；影响了和谐社会建设，拖了现代化进程的后腿。然而，在“十一五”期间，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增长，城市化以每年2%的速度快步推进，在年老农民丧失劳动能力后没有收入、无法养老的前提下，又有大批的青壮年农民及家庭失去了土地、丢掉了祖祖辈辈靠种田为生的饭碗……
在城镇，按照现行的有关法规，无论是在民企、国企上班的工人，还是在事业单位、党政机关就职的员工，统统得按月交纳社保金、失业金、住房公积金和医疗保险；否则，就是违法，就得受到追究。而在农村，并没有人对农民的“三金一保”问题负责，更没有相关的政策法规来规范与约束这些问题。如果农民一直拥有相应的土地、有赖以养家糊口的基本生产资料，尽管他们也是纳税人，也有权享受“三金一保”待遇，但这些问题与矛盾毕竟还不算格外凸显。但是，当他们或志愿或无奈地失去土地后，就只能成为一群群表面上看是无所事事的“盲流”、实际上的“流民”了。而古今中外变革时期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，“流民”与“暴民”之间，其实只有很小、很小的一小步。
与之相关联的农民的养老问题，同样不容小觑 。城市的干部、工人等从业者退休后，尽管还存在着荒唐的“双轨制”待遇，但毕竟还有退休养老金可拿；而在农村当农民，不仅从无退休养老之说，就连干到八十岁、九十岁实在不能下地后，也没有人给农民发一毛钱的退休金。依当今的消费水准，在农村，“得病既返贫”已是屡见不鲜的常态，奉养老人与做个孝子的门槛已高不可攀。从小生长在农村的笔者，就耳闻目睹过不少年迈而患病的老农民为了不拖累子女，最后都是以自杀的方式结束生命的实例。
这些年来，关于“孝道”文化的讨论时有耳闻，个别地方还出台了“土政策”来约束辖区内干部、公民尽孝。这虽然不是坏事，但我总觉得这有点转移视线、转移矛盾、转移责任之嫌：儿女固然得向父母尽孝，但国家也不能对失业的公民、年老的公民撂挑子、不负责。毫无疑问，农民也是不折不扣的公民。
现在的社会矛盾虽然多，但其中的失地、拆迁以及与之密切相连的社保、养老无着问题是其中的“重中之重”。但凡对国情、对农民略有研究的人，都清楚农民的社保与养老问题已经不是小事情了。
因此，李文慧代表的建议是及时、必要并具有统揽大局高度与意识的，应及早上升到国家层面对待之。
